刘维周的脸白了。他想起皇姑屯。想起铁轨边那两颗扣子。想起奉天棺材铺里那颗。他的手在桌子底下攥紧了。
“皇姑屯的扣子。是你留的？”
那个人笑了一下。嘴角往上翘着。
“你也在皇姑屯的账本上签过字。刘维周。军需处长。二百五十公斤炸药。经手人。”
刘维周的嘴唇动了动。
“你……你是来杀我的？”
“不。”
那个人站起来。把礼帽戴好。帽檐压到眉毛。他低头看着刘维周。灯光从侧面照过来。照亮了他下巴上的一道疤。从嘴角斜着划到腮帮子。像一条蜈蚣。
“我不杀你。你留着还有用。阮玲玉的案子。要开庭了。你上庭作证。把唐季珊的事。一件一件说出来。”
“我说了。唐季珊会杀我。”
“你不说。我杀你。”
刘维周低下头。看着桌上的茶杯。茶水凉了。茶叶沉在杯底。像死虫子。
“好。我说。”
那个人转身走了。脚步声很轻。布鞋底踩在地板上。脚后跟先着地。步子迈得匀。
刘维周一个人坐在茶馆里。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凉的。他放下杯子的时候。手指头碰到了兜里那三只药瓶。玻璃的。凉的。他攥了一下。药瓶上有什么东西。硬的。圆的。他掏出来看了一眼。
一颗扣子。铜的。圆的。刻着“南满”。
他什么时候放进去的？刘维周不知道。但扣子背面刻着一行字。很小。他凑到灯底下看。
“你签了字。你也得死。”
四
1935年3月9日。上午。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开庭前两个小时。
刘维周住在一间小旅馆里。法租界。福煦路。旅馆的墙是黄的。墙纸卷着边。露出底下的红砖。他坐在床上。手里攥着那张传票。传票上写着开庭时间：下午两点。
他今天要去法庭。作证。说唐季珊的事。说安眠药的事。说那三只被换掉的药瓶。
他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弄堂。晾衣杆上挂着女人的旗袍。风吹过来。旗袍鼓起来。像一个人站在半空中。
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左手。小指缺了一截。二十年前在奉天。他刚进军需处的时候。一次擦枪走火。子弹削掉了小指。他当时疼得满地打滚。后来不疼了。但每次看见这个断口。他就想起奉天。想起皇姑屯。
他转过身。准备穿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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