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只会让敌人更加嚣张。他以为丘吉尔才是对的人。
现在丘吉尔是首相了。他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正确的领导。但那些数字，那些报告——它们告诉他，也许他错了。不是丘吉尔错了，是他错了。他以为强硬能赢。但强硬需要钱，需要船，需要物资。这些东西，正在一点一点地耗尽。
他重新翻开海军报告，盯着那一行行数据。三月十五万吨，四月二十万吨。每一艘沉没的商船，都意味着几百吨粮食沉入海底。每一吨沉没的粮食，都意味着伦敦某个家庭明天的早餐会少一块面包。不是数字，而是日子。
他合上报告，靠在椅背上。
他想起自己选区里的那些农民、商人、教师、小工厂主。牛津郡离伦敦不远——坐火车不到两个小时。他们不需要写信，他们可以直接来找他。
事实上，他们确实来过。
上周二，一个农民从他的选区赶来，在办公室门外等了一个小时。他的儿子在法国丢了腿，他说他不后悔送儿子去当兵，但他问了一个问题——我们能打赢吗？艾登说能。他又问——打赢之后呢？艾登没有回答。他回答不了。
上周五，牛津郡商会的代表来了。他们说工厂的订单在减少，铁路运力被军需挤占，原材料运不进来。他们问——我们能撑多久？艾登说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实话。
前一天，一个老教师来了。他说学校的孩子们每个人都发了防毒面具，装在一个纸板箱里，斜挎在肩上。那是简易的民用版，不是军队用的那种。每天上课前，都要练习佩戴。孩子们做得很熟练了，比他这个老头子还快。
但他不知道自己在教什么。这东西真要管用，为什么不给士兵也用这种？他不敢问。他说他晚上睡不着，躺在床上想——他是在教孩子活下去，还是在练他们怎么死得更体面一点？
艾登回答不了。他什么都回答不了。因为他所有的答案都建立在同一个假设上——美国会来。如果美国不来，这些答案就全是空话。
中午，艾登回家吃饭。
他的妻子比阿特丽斯坐在餐桌对面，看着他。她没有问“你怎么了”，但她知道有什么事。结婚二十多年了，她看得懂他的表情。他的眉头紧锁，嘴唇抿成一条线。
“你今天下午要去见丘吉尔？”她问。
“嗯。”
“你要辞职？”
艾登抬起头，看着她。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看上去像一九三八年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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