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信放下,又拿起第二封。这一封是一个老矿工写的,字迹潦草,有些地方被煤灰弄脏了。
“格林伍德先生,我在井下干了四十年。我儿子现在在法国,生死不知。矿上减产了——法国的市场没了,煤卖不出去。工钱少了,家里老伴哮喘,药断了。医生说进口的原料供不上了。您能帮帮我们吗?”
格林伍德的手指微微颤抖。法国市场没了。他当然知道——法国的崩溃意味着英国煤炭出口最大的市场之一消失了。战争爆发前,每年有几百万吨煤运往法国。现在法国投降了,那些船不来了,那些订单没有了。煤堆在矿区,运不出去,卖不掉。
他放下信,又拿起第三封。这一封是一个女人的字迹,娟秀但生涩,像是很久没有写过字了。
“格林伍德先生,我的丈夫在敦刻尔克死了。他是矿工,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抚恤金是有的,可样样东西都在涨——牛奶配额减了,糖不够用了。商店里的鞋少得可怜,偶尔有几双,价钱贵得吓人。孩子馋,孩子饿,孩子的脚还露在外面。您能帮帮我们吗?”
他放下信,又拿起第四封。这一封很短,字迹潦草,但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尽了力气写出来的。
“格林伍德先生,我是老矿工杰克逊。我的孙子在法国死了。我的儿子还在矿上,可矿上减产了,工钱少了。孙子没了,日子更难了。我不求您给我什么。我只想问您一句——日子还会好起来吗?”
格林伍德把信放下。他的手在发抖。
他想起艾德礼的话——“工党不会支持任何形式的和谈。”
他想起自己在工党大会上的演讲——“我们一定要战斗到底。”
他想起那些信。不是来骂他的。是来找他帮忙的。是来问他“日子还会好起来吗”的。
他在纸上写下了两个字:“背叛。”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又划掉了。
他重新写下:“帮不了他们,就很难再支持战争了。”
他放下笔,靠在椅背上。窗外,伦敦的夜空没有星星,只有浓得化不开的云层。
他想起哈利法克斯说的那句话——“您也在赌博。您在赌美国会来救我们。”
他在赌吗?也许。但他更怕的是——如果赌错了呢?如果错了,那些信会更多。那些站在门口等丈夫回来的女人会更多。那些问他“您是工党的人,您能帮帮我们吗”的人会更多。那些问他“日子还会好起来吗”的人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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