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下旬,利物浦港。
清晨的雾气从默西河面升起来,把码头上的吊臂和仓库都罩进一层灰白色的纱里。最后一批货正在吊进船舱。铝锭用木箱打包,铜板用油纸裹了三层,橡胶捆扎得密密实实——每一件上都贴着“瑞典”标签,抬头印着“北欧贸易公司”的字样。从文件上看,这是一批英国出口到瑞典的工业原料,目的地哥德堡,手续齐全。
文西塔特没有去利物浦。他在伦敦的办公室里看完了装船报告,给船长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按计划出发。”
船队离港的时候是上午。五艘货船排成两列,在驱逐舰的护航下缓缓驶出默西河口,驶入爱尔兰海。船长站在舰桥上,手里握着海图。航线已经标好了——横穿北海,直航哥德堡。全程无线电静默,遇到德国舰艇不转向、不加速、不挑衅。
北海比爱尔兰海冷得多。
船队进入北海后,天色就一直没有晴过。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海面泛着铅色的波澜。五艘货船保持着两链的间距,以十二节的速度向东航行。驱逐舰在编队外围游弋,声纳时不时发出脉冲信号。
第三天下午,一架亨克尔侦察机从船队侧翼掠过,高度降到了五百米。机翼下的十字标志清晰可见。它在空中兜了两个圈子,机头的观察窗朝着海面扫视。船长能感觉到飞机上的照相机正对着他的船逐张拍摄。片刻后,它拉起机头,转向东南,消失在云层里。海员们攥紧了栏杆,但船长只是看了一眼海图,没有说话。
真正让船长绷紧神经的是当天夜里。
午夜过后不久,月亮还没升起。海面上漆黑一片,瞭望哨突然喊了一声——右舷方向,距离不到一千码,一个黑色的脊背正切开水面。
船长抓起望远镜。他的手指冰凉,指节发白。
那个黑色的脊背没有下潜,而是保持着航速,与船队平行前进。
“他在跟踪我们,”副船长低声说。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海面上那个黑影听见。
船长没有说话。他盯着那个黑色的影子,看着它在浪谷间时隐时现。驱逐舰已经调整了航向,挡在商船和潜艇之间。但潜艇没有离开,也没有下潜。
“他在记录,”船长低声说,喉咙发干。“船型、航向、航速。回去之后,柏林那边会有人把我们的数据填进表格。”
副船长掏出烟盒,手抖了一下,火柴划了两次才点着。他深吸一口,烟雾在海风中瞬间散尽。
“那他们动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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