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中旬，华盛顿与东京的关系已经降到了冰点。
七月底日军开进法属印度支那南部，金兰湾、西贡一线驻了重兵。八月初，美国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石油禁运正式生效。日本人的油库撑不了多久——他们要么缩回去，要么在油烧完之前动手。
罗斯福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但国会里孤立主义的声音仍然很大，“美国优先”的集会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一次就是几万人。罗斯福也想在太平洋全面部署兵力，可掣肘力量还是很强，一切都需要时间。
他需要有人帮他在远东先扛一扛。
于是，哈里曼来了伦敦。
伦敦的天色比去年这个时候亮了一些。人心没那么沉了。面包店门口的队伍还在，但配给的面包比年初多了两成；街头巷尾的废墟还在清理，但孩子们已经在空地上踢起了足球。战争还在继续，但暂时不在英国本土。这种平静有一种诡异的不真实感——像是在暴风雨来临前，所有人都在假装天不会塌。街上的行人依然如常，报童在街角喊着号外，公共汽车载着乘客穿过白厅大街。伦敦人经历过敦刻尔克、法国投降，见过最黑暗的日子，已经处变不惊了。
文西塔特推门进来的时候，哈利法克斯正在看东线的战报。德军已经推进到了基辅城外，苏联的防线岌岌可危。东线的每一条消息都在提醒他同一个事实：德国人在东线打得越深，英国在西线的喘息时间就越长。但喘息时间有多长，取决于苏联能撑多久。
“首相，”文西塔特把一份文件放在桌上，“美国驻英大使哈里曼先生下午三点到。”
哈利法克斯放下战报，看了一眼钟。
“准备红茶。”
下午三点，美国驻英大使哈里曼准时出现在唐宁街10号门口。
他四十出头，身材高大，穿着剪裁考究的深灰色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他是罗斯福的亲信，租借法案在英国的执行代表，同时也是华尔街银行家出身——身上带着一种美国式的自信。
文西塔特将他们引入会议室。长条橡木桌上铺着绿色绒布，中间放着两杯红茶和一杯咖啡。
“首相先生，”哈里曼坐下，没有寒暄，“我来是想谈谈租借法案的下一步安排。”
“请讲。”哈利法克斯端起茶杯。
哈里曼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推到桌子中间。
“国会那边对贵国的战争意志还有一些疑虑。”他的语气不紧不慢，“租借法案在美国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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