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三章 缺失的数据
周远花了两天时间，从档案系统里调出了近十年全国范围内“证据不足”或“建议了结”的腐败举报案卷宗编号。数据量比预想的还要大。周远整理出的表格有九千八百多个编号，分省、分年、分地区排列，密密麻麻的数字占满了四十七页A4纸。周远打印了四份，一份给陈正华，一份给陆沉，一份留底，一份存档。
陆沉坐在工位上，面前摊着那四十七页编号。台灯开着，暖黄色的光照在纸页上。陆沉没有翻页，陆沉只是盯着第一页的编号，一个一个地看。那些编号在陆沉脑子里自动展开——年份、地区、涉案人员、举报内容、调查结论。陆沉不需要调阅卷宗，卷宗已经在陆沉脑子里了。
赵磊走过来，站在陆沉身后。赵磊看着那四十七页编号，眉头皱了起来。
“陆沉同志，你打算怎么分析这些数据？九千八百多个案子，一个一个看？”
陆沉没有抬头。“不是案子。是编号。”
“编号能看出什么？”
“编号能看出规律。某个地区，某一年，‘证据不足’的比例突然升高，说明什么？某个涉案人员，在不同的年份、不同的地区，多次被举报但每次都‘证据不足’，说明什么？某个办案人，经手的案子‘证据不足’的比例远高于同行，说明什么？”
赵磊愣了一下。赵磊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技术团队的分析思路是从数据中找异常——金额异常、时间异常、关系异常。陆沉的思路是从“没有数据”中找异常——那些本该被查出来的案子没有查出来，那些本该被追究的人没有被追究。缺失的数据，本身就是异常。
赵磊沉默了片刻。“陆沉同志，你的意思是，‘证据不足’的比例本身，可以作为风险指标？”
“可以。但不是唯一的。还要看时间分布、地域分布、人员分布。某个地区连续五年‘证据不足’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什么？某个办案人经手的案子‘证据不足’比例是同事的三倍，说明什么？这些问题，数据回答不了。但编号能回答。”
赵磊看着那四十七页编号，突然觉得这些数字没有那么枯燥了。每一个编号背后都是一个故事，一个被掩埋的真相。赵磊以前只看到数据，现在赵磊看到了数据背后的人。
“陆沉同志，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九千八百个编号？手动标记？”
“不需要标记。我脑子里有。”
“你脑子里有九千八百个案子的全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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