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夫子从李婶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夕阳把幸福里小区的楼外墙涂成了暗红色，像一幅褪了色的油画。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在小区里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的脚步很慢，脑子里还在回放那个四十三年前的下午——年轻的李婶，年轻的老刘，那颗还没来得及种下去的石榴种子。那些画面像电影一样，在他的脑海里一帧一帧地播放，清晰得不像记忆，更像身临其境。他走过了七号楼，走过了六号楼，走过了凉亭，走过了花坛。花坛里的月季花开得正盛，红的、粉的、黄的，在暮色中像一盏盏小灯。有人在凉亭里下棋，棋子落在石桌上发出清脆的“啪嗒”声，围观的几个老头不时发出“好棋”“臭棋”的议论声。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得像一个普通的、安静的、不会有人离开的黄昏。
但老夫子知道，每一个正常的日子里，都有人在离开，有人在怀念离开的人，有人在用余生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王大爷在等小芳，李婶在等老刘，他在等父亲。等待是这个世界上最漫长的事，比时间还长。
他走到小区的健身器材区，那里有几个老人在锻炼，有的在扭腰，有的在拉臂，有的在蹬腿。其中一个人，穿着深蓝色的运动服，头发理得很短，正在单杠上做引体向上。一个，两个，三个——他的动作很标准，身体绷得笔直，下巴每次都要过杠。他的手臂很粗，肌肉线条分明，背部的肌肉在运动服下鼓起又收缩，像一台精密的机器。老夫子站在旁边，看着他。那个人从单杠上跳下来，转过身，是秦奋。
秦奋比以前瘦了，也黑了。他的眼睛下面还有黑眼圈，但没有以前那么深了，精神看起来好了很多。头发理短了，胡子刮干净了，整个人看起来利落了不少。他看到老夫子，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不是以前那种冷的、假的、带着算计的笑，而是一个普通的、真诚的、像邻居见面时的笑。
“老夫子，你怎么在这儿？今天没去柳巷？”
“刚从李婶家出来。路过。”老夫子在旁边的长椅上坐下，拍了拍旁边的位置，“坐。”
秦奋犹豫了一下，坐了下来。长椅是木头的，油漆剥落了，坐上去“嘎吱”一声。两个人并排坐着，中间隔了一个人的距离。不远，也不近，刚好够两个人说话。
“你最近怎么样？”老夫子问。
“还行。每天跑步，做操，按时吃药。心理医生每周去一次，她说我好多了。睡眠也好了，不做噩梦了。上周一晚上睡了六个小时，没醒。”秦奋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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