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夫子从李婶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夕阳把幸福里小区的楼外墙涂成了暗红色,像一幅褪了色的油画。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在小区里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的脚步很慢,脑子里还在回放那个四十三年前的下午——年轻的李婶,年轻的老刘,那颗还没来得及种下去的石榴种子。那些画面像电影一样,在他的脑海里一帧一帧地播放,清晰得不像记忆,更像身临其境。他走过了七号楼,走过了六号楼,走过了凉亭,走过了花坛。花坛里的月季花开得正盛,红的、粉的、黄的,在暮色中像一盏盏小灯。有人在凉亭里下棋,棋子落在石桌上发出清脆的“啪嗒”声,围观的几个老头不时发出“好棋”“臭棋”的议论声。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得像一个普通的、安静的、不会有人离开的黄昏。
但老夫子知道,每一个正常的日子里,都有人在离开,有人在怀念离开的人,有人在用余生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王大爷在等小芳,李婶在等老刘,他在等父亲。等待是这个世界上最漫长的事,比时间还长。
他走到小区的健身器材区,那里有几个老人在锻炼,有的在扭腰,有的在拉臂,有的在蹬腿。其中一个人,穿着深蓝色的运动服,头发理得很短,正在单杠上做引体向上。一个,两个,三个——他的动作很标准,身体绷得笔直,下巴每次都要过杠。他的手臂很粗,肌肉线条分明,背部的肌肉在运动服下鼓起又收缩,像一台精密的机器。老夫子站在旁边,看着他。那个人从单杠上跳下来,转过身,是秦奋。
秦奋比以前瘦了,也黑了。他的眼睛下面还有黑眼圈,但没有以前那么深了,精神看起来好了很多。头发理短了,胡子刮干净了,整个人看起来利落了不少。他看到老夫子,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不是以前那种冷的、假的、带着算计的笑,而是一个普通的、真诚的、像邻居见面时的笑。
“老夫子,你怎么在这儿?今天没去柳巷?”
“刚从李婶家出来。路过。”老夫子在旁边的长椅上坐下,拍了拍旁边的位置,“坐。”
秦奋犹豫了一下,坐了下来。长椅是木头的,油漆剥落了,坐上去“嘎吱”一声。两个人并排坐着,中间隔了一个人的距离。不远,也不近,刚好够两个人说话。
“你最近怎么样?”老夫子问。
“还行。每天跑步,做操,按时吃药。心理医生每周去一次,她说我好多了。睡眠也好了,不做噩梦了。上周一晚上睡了六个小时,没醒。”秦奋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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