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港的雾，是那种能把人骨头缝都浸透的湿冷。
1955年3月17日，清晨六点十二分。江一苇站在港务局稽查口外的骑楼下，大衣领子竖到鼻尖，手里攥着两张经香港转曼谷的船票——头等舱，用的是“陈文彬“早年备下的假护照，照片是妻子，名字栏写着“陈林氏“。他反复摩挲票根边缘，纸毛都快被他搓平了。
妻子抱着两岁的儿子站在他身后半步，裹着藏青色呢绒围巾，只露出一双眼睛。孩子倒不闹，缩在母亲颈窝里，小手攥着一枚铜哨——那是江一苇从军情局第三处偷出来的，哨身上刻着“忠党爱国“四个字，被他用砂纸磨平了，现在只是一块光溜溜的铜。
“哨子给我。“江一苇低声说。
妻子没问为什么，把哨子递过去。他捏在掌心，拇指按住哨口，像捏着一颗随时会爆的手榴弹。
稽查口那边传来皮靴声。
不是宪兵。是港务警察，两个，挎着步枪，慢悠悠踱过来。其中年长的那个扫了一眼江一苇的船票，又看了看他妻子怀里的孩子。
“去香港？什么事由？“
“探亲。孩子外婆在九龙病重。“妻子声音很稳，带着闽南口音——这是真的，她母亲确实在九龙广华医院，只是不知道女儿今天会来。
警察看了看护照，又看了看人。照片和本人七分像，三分差在眼神——照片里是笑的，眼前这个女人眼里全是血丝。
“开包检查。“
江一苇的心跳慢了半拍。
妻子把行李箱放在条凳上，拉开铜扣。警察翻了翻——两件换洗衣物，一罐奶粉，几块桂花糕，一本《圣母经》。翻到最底层，手指碰到一只牛皮纸信封。
江一苇的拇指在哨子上按得更紧了。
警察抽出信封，拆开。里面是一沓照片——两岁孩子的百日照、周岁照、在基隆公园拍的合影。照片背面写着日期和地点，字迹工整，是江一苇模仿妻子笔迹写的。
“儿子？“警察拿起一张，孩子坐在木马上，笑得露出两颗牙。
“嗯。“妻子点头。
警察又看了几张，没看出什么。他把照片塞回去，拍了拍孩子脑袋：“像他爹。“
江一苇没接话，只是把船票往兜里一揣，拎起箱子。
“走吧。“警察挥了挥手。
他们过了第一道关。
江一苇没回头。他知道，真正的关卡不是港务警察，是停在码头第三泊位那辆黑色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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