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站起来。她笑了笑。嘴角往上翘。笑得很难看。但她在笑。
“谢谢。”
她走出报馆。阳光照在她脸上。三月的阳光。不暖。但亮。她抬起头。天很蓝。上海的天很少这么蓝。她攥紧了兜里的两颗扣子。铜的。凉的。真的。她攥着。攥了很久。然后她往前走。走出望平街。走出记者的包围。走出那些小报记者的追问。她一句话都没说。她往前走。脚步很稳。不快。不慢。脚后跟先着地。步子迈得匀。
六
同一天。上午十点。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唐季珊公馆。客厅。
唐季珊坐在客厅里。面前摆着一壶茶。没喝。茶凉了。他攥着一样东西。是一颗扣子。铜的。圆的。刻着“南满”。背面刻着“六”。旁边刻着“阮玲玉”。假的。他刻的。他镀的。他换的。他攥着。攥了很久。他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上海的上午。灰蒙蒙的。他看了三秒钟。然后转过身。走到书桌前。拿起电话。摇了三圈。
“喂。接线员。接南京。找毛人凤。”
电话通了。毛人凤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很低。很沉。像砂纸磨铁。
“唐季珊。什么事？”
“毛秘书。阮玲玉去了《大公报》。她手里有我跟日本人交易的证据。她给了主笔。明天。明天早上。《大公报》头版。”
毛人凤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长到唐季珊以为他挂了。
“唐季珊。你他妈的——”
“毛秘书。您别骂。您听我说。阮玲玉手里有真的‘六’。还有真的‘八’。她手里有两颗真的。她活着。她赢了。她把什么都说了。她在法庭上。把张达民的事。一件一件地说了。她说得清清楚楚。所有人都听见了。记者听见了。蔡楚生听见了。法官听见了。她活着。她手里有两颗真的。你拿不到了。明天。《大公报》头版。全上海的人都会知道。唐季珊是日本人的人。唐季珊替日本人做事。唐季珊替日本人杀阮玲玉。”
毛人凤攥紧了听筒。指头关节发白。
“唐季珊。你手里那颗‘六’。是假的。真的‘六’。在阮玲玉手里。但你忘了。我手里有真的‘十’。真的‘四’。真的‘二’。真的‘三’。真的‘五’。五颗真的。都在我手里。阮玲玉手里两颗。张学良手里五颗。七颗。都在。七颗扣子。七个人。七条命。都在。”
唐季珊的嘴唇白了。
“毛秘书。您手里的‘十’。是假的。”
“你手里那颗‘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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