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黄已经习惯了那辆轮椅。
铁锈色的轮椅，扶手上的皮垫磨得发亮，左边轮子转起来会发出细微的吱嘎声，像一只躲在墙缝里的蛐蛐在叫。每天下午三点，只要阳光从阳台的晾衣杆上斜斜地切过来，在客厅地板上画出一条金色的线，老李就会撑着拐杖站起来，一步一步挪到藤椅旁，扶着扶手坐下，然后推着轮椅往门口走。阿黄不用他叫，早就在门口等着了，尾巴摇得不紧不慢，耳朵竖得直直的。它知道这是散步的时间。
但今天不一样。老李没有在三点钟站起来。他坐在藤椅上，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着的烟，面前的搪瓷缸子里茶已经凉透了，茶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油光。阿黄蹲在他脚边，歪着头看了一会儿，然后用鼻子碰了碰他的手背。手背很凉，凉得不正常。平时老李的手一年四季都是热的，冬天的时候阿黄最喜欢把脑袋搁在他手心里打盹，那温度刚好能暖到耳根。
“阿黄。”老李开口了，声音比平时低了很多，像是嗓子里堵了一团棉花，“今天不出去了。”
阿黄听懂了“不出去”三个字，尾巴停了。它没有像往常那样用爪子扒拉老李的裤腿撒娇——它有这个习惯，从小就有，每次撒娇都能扒得老李裤腿上的线头飞起来。但今天它没有，它只是把下巴搁在老李的膝盖上，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低低的呜咽。那是它特有的方式，不是闹，是问。像是在说：你怎么了？
老李没有回答。他靠在藤椅上，闭着眼睛，胸膛起伏得很慢。客厅里很安静，只有墙上那座老挂钟的钟摆在一左一右地晃，每一下都拖得老长，像是时间本身也变得粘稠了。
阿黄记得，老李的咳嗽是从三年前的秋天开始的。
那天他们去护城河边散步，河边的芦苇白了一大片，风一吹，芦花飘飘悠悠地飞到天上，阿黄追着芦花跑了好几圈，回来的时候鼻子上沾满了白毛毛。老李笑它，笑着笑着就咳了起来。第一声很轻，像是嗓子眼被什么东西刮了一下；第二声就重了，弯着腰，一只手撑着膝盖，一只手捂着胸口。阿黄不追芦花了，跑回来坐在他脚边，仰头看着他。老李直起腰，抹了抹眼角咳出来的泪花，拍拍它的脑袋说：“没事，呛风了。”
从那天起，咳嗽声就住进了这个家。一开始偶尔来，像个不速之客，坐坐就走。后来就赖着不走了，三天两头来一趟，每次都比上一次待得更久。老李去医院开了药，白色的药片，圆圆的，装在棕色的小玻璃瓶里。阿黄认得那个瓶子——老李每次拧开瓶盖的时候，瓶子会发出咔嗒一声脆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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