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猫早就带着人在仓库门口等着了，车厢后门一拉开，我和马二、张西武甚至顾不上去搬果筐底下的那两百三十件战汉重器，先用门板搭了个简易担架，小心翼翼地把半昏迷的把头从驾驶室后排抬了下来，直接送进了仓库最里头那间生着蜂窝煤炉子的里屋。
那几天，我们几个人就像是惊弓之鸟，连仓库的大铁皮门都没敢开过一条缝。
老猫找了个早年从武警医院退下来的老军医，每天拎着药箱从后墙的狗洞钻进来，给把头挂消炎水、换药。
把头这回伤得着实不轻，赵左手那两枪虽然没要了他的老命，但子弹擦断了左肋骨，又伤了肺叶，老头子稍微一喘气，胸口里头就像拉风箱一样呼哧呼哧地响，整个人短短几天就瘦脱了相，眼窝子深深地陷了下去。
把头倒下了，这屋里头几号人的主心骨，不知不觉就落在了我的肩上。
到了第四天下午，外头的风声稍微缓了一点，我端着一碗刚熬好的小米粥推开里屋的门，就看见白露正戴着一副白线手套，坐在煤炉子旁边的长条木桌前，面前铺着好几层干净的宣纸和吸水棉纸。
她手底下摆着的，正是从岷山隐谷第九层里带出来的那三百一十二片西汉苦竹简，还有那方刘据的绝命血诏。
“还没弄完呢？”我把粥碗放在桌角，顺手往蜂窝煤炉子里添了一块煤球。
白露头都没抬，手里拿着一把软毛小刷子，正屏着呼吸，一点一点清理着竹简编联处残留的干芸香草碎末，鼻梁上的眼镜都滑到了鼻尖上。
“你以为整理简牍跟马二数金饼一样容易？”白露头也不抬地呛了我一句，但语气里并没有多少火气，“这三百一十二片整简，是西汉少府考工室和绣衣使者衙门的原始铁证。虽然在铜匣里头用生石灰和芸香草封了两千年，可一旦见了北方这种干燥的空气，竹片很容易失水开裂。我得先把每一片的顺序按原编联的青麻绳、牛筋红绳编号登记，再用微湿的脱脂棉裹上无酸纸，装进密封塑料管里，这样寄到安西文物研究所那帮老头子手里，才不会变成一把废柴火。”
我站在旁边静静地看着她。
说实话，在盗墓这一行里混久了，我见过太多人面对国宝重器时的嘴脸，我们北派也好，南派也罢，平时下地摸出来的不管是青铜鼎还是高古玉，在土工和过路商眼里，那都不是历史，而是一摞一摞的红票子，行话叫“硬货”或者“点子”。
唯独竹简、木牍、丝帛这一类的“字货”，在道上是最尴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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