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上几个孩子的脸，最后落在王秀兰脸上：
“你，负责登记。字写清楚，名字、住址、病症、领药数量，一笔一笔，不许错。“
王秀兰愣了一下，随即点头：“成。“
她心里炸开了花。五十片去痛片，加上她自己的六片，五十六片。周卫东要一百片，还差四十四，但这已经是一大半。而且，她拿到了“登记“的权力——这意味着她能接触到药品的流向，意味着她能……
她没往下想，先把笑容压下去，低头扒饭。
赵桂英把五块钱收进贴身口袋，起身去灶台前洗碗，背影瘦削，但脊背挺直，像根撑着的竹竿。
“妈，“王秀兰在身后喊，“谢谢您。“
赵桂英没回头，声音从灶台那边飘过来，带着水声和瓷器的碰撞：
“谢什么。你爹走了，咱家不能让人戳脊梁骨，说王有德的女儿没良心。“
王秀兰低下头，眼眶忽然有点酸。
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愧疚。她利用母亲的善良，编织了一个完美的借口，而母亲浑然不觉，还以为自己教出了一个好女儿。
但这愧疚只持续了一瞬。
她想起周卫东说的“娃儿发烧没退烧药，烧聋了“，想起老爹仓库里没药死的惨，想起空间里那两袋虚拟的大米。
她得办成这件事。五十片只是开始，她还要更多。
第二天一早，赵桂英揣着五块钱去了厂医务室。王秀兰没去上学，在家等着，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把蓝布衣裳的边都绞出了毛边。
晌午时分，赵桂英回来了。
手里攥着一个白纸包，四四方方，用麻绳捆着，像块砖头。
“五十片，”
她把纸包拍在桌上，“去痛片。医务室的老刘头看我面子，按内部价给的，一毛八一片，九块钱。剩下一块，我买了瓶红药水，备用。“
王秀兰接过纸包，掌心一沉。她解开麻绳，掀开一角，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五板去痛片，每板十片，糖衣裹着，白花花的一片，像小号的珍珠。
她数了数，又数了一遍，没错，五十片。
“登记本呢？“赵桂英问。
王秀兰从抽屉里翻出本旧作业本，撕了半本，用针线钉了个简易的册子。她拿起笔，在第一页写上：
“1958年6月20日，妇女互助备用药品登记册。负责人：赵桂英。登记人：王秀兰。“
字迹工整，一笔一划，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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