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有关包办婚姻的律规条例，只有禁止和人身解放一类的内容，我们反对包办婚姻，可反对之后呢？没有了包办婚姻，又该以怎样的婚姻形态去取代呢？法律上没说，我们的干部干事也不清楚，在宣传和工作中，老百姓们就算支持我们的政策，和我们一起反对包办婚姻，可是反对完了该怎么办，我们也说不清楚，老百姓自然又会把那些熟悉的、传承几百上千年的‘传统’搬出来，到最后又回到包办婚姻的老路子上了。”
“这个问题你说的对，红营的律法有别于传统的律法，不仅仅是维护统治、规范民纪，还要起到引导移风易俗的目的，所以不能单单是禁止做什么，还必须起到指导社会发展的作用……”侯俊铖点点头，随即又摇了摇头：“但是形成一部专门的、系统性的婚姻律法，现在还不成熟，这个问题……你先把话说完，我之后再详细和你交流。”
黄徽音也没有二话，便继续说道：“其次，还是宣传和工作上的问题，我们在婚姻问题上的工作和宣传，其实是比较缺位的。红营入江南之后，婚姻问题上的宣传和工作，是和释奴运动、人身解放运动同步开始的，早在红营推行社会改造的初期，在执委下发的四号决议里，就已经要求各地妇女会、民政、法务、宣传等部门联合动员，针对包办婚姻问题进行宣传和工作，有些宗族势力强大的地区，还成立了专门的婚姻运动委员会。”
“但这次事件之后，我初步的查了一下，至少在这金陵周围，婚姻运动的宣传和工作，特别是面向于乡村地区的婚姻运动的宣传和工作，并没有像其他社会改造的各类运动一样，作为一个经常的政治任务来执行，而是作为一个时期的临时任务，定期搞一波‘突击宣传’，会议开完、工作队或督查人员离开、临时的任务完成，宣传和工作也当即结束，而没有持续下去。”
“而且这样的临时宣传和工作，也大多依附于其他的‘中心工作’，比如反对包办婚姻这条，就从来没有单独进行过宣传和工作，往往是依附于其他的人身解放的宣传工作进行，讲反对奴籍、反对佃农之类的顺嘴提一句，从来没有作为重点任务单独进行过工作和宣传。”
“而且许多时候就连依附都依附不上，婚姻问题的宣传和工作，往往是在婚姻家庭生活出现混乱、与婚姻问题有关的群体事件或死亡事件出现、亦或者有关婚姻问题的政策和法规执行引起村民大量不满的情况下进行的，是辅助的、事后的、被动的，这样的宣传和工作，自然也就达不到什么，干部干事们讲一嘴就过去了，投入到更加‘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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