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雨季来得毫无征兆。
林默涵蹲在明星咖啡馆地下室的角落里,面前摊着一份三天前的《中央日报》。报头旁边有一则不起眼的启事:“寻人:沈墨先生,高雄旧友急寻,见报请至衡阳路二十三号。”落款是一个他从未听过的名字。但他认得那个名字底下压着的暗纹——三道极细的横线,是“老渔夫”生前约定的“死信”标志。意思是:别去,这是魏正宏的饵。
他放下报纸,抬头看了一眼头顶的天花板。隔着一层楼板,他能听见咖啡馆里留声机放着周璇的《夜上海》,歌声柔软,混着杯碟碰撞的脆响和客人低低的谈笑声。苏曼卿在楼上应付客人,每隔半小时会跺两下脚——安全的信号。如果跺三下,就是有特务进来了。
林默涵看了看手表。下午四点零七分。他已经在这间地下室里躲了五天。五天前,魏正宏在全台湾发布了“海燕通缉令”,悬赏五万银元,附了一张根据张启明描述画出来的画像——戴金丝眼镜、下颌偏方、身高中等偏瘦的中年男子。画像不算太像,但足够让整个台北的特务都竖起耳朵。
地下室不大,原本是苏曼卿用来囤咖啡豆的仓库。六平米的空间,堆着半人高的麻袋和几只铁皮桶。空气里弥漫着咖啡的焦苦味,浓得发呛。苏曼卿给了他一张行军床、一床薄被、一壶水和一袋面包。五天来,他每天只吃一片面包,喝半杯水。不是没有,是他强迫自己保持饥饿——人在饥饿的时候,思维反而更清醒。
他摸了摸自己的胸口。女儿的照片还在。陈明月塞给他的那块玉佩也在,贴着心口,被体温捂得温热。照片上的晓棠还只有六岁,扎着两个小辫子,站在老家院子里的枣树下面,笑得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照片背面,他妻子的字迹已经模糊了:“晓棠问爸爸何时回家。”那是1954年中秋收到的,快一年了。
他把照片塞回去,掏出那本《唐诗三百首》。书皮已经磨得发白,边角起了毛。他翻到最后一页,把夹层里的微缩胶卷取出来——那是江一苇三天前通过苏曼卿送来的最后一份情报。胶卷上拍了六张底片,其中三张是“台风计划”的最新部署图,两张是军列调度表,还有一张——他对着光线仔细辨认——是魏正宏亲笔签署的搜捕令,上面有他林默涵的名字和化名“沈墨”,以及一行红笔批注:“格杀勿论”。
他需要发报。但这间地下室里没有发报机。苏曼卿原来的那台,在三天前被特务搜走了——他们查了咖啡馆的库房,没查到地下室,但把楼上的发报机当“违规电器”没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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