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凌晨的机要室
1955年2月17日凌晨四点，台北军情局第三处大楼只有三盏灯还亮着。
一盏在二楼魏正宏的办公室，一盏在地下一层的通讯室，还有一盏，在三层最东头的机要室。
江一苇坐在打字机前，手指悬在键盘上方，没有落下去。
他的面前摊着一份文件——《近期沿海情报汇总及防务调整建议》。这是一份每周例行提交的报告，表面上由他起草，经魏正宏审阅后呈报上级。但今晚，这份报告承载着比往常重千倍的分量。
因为第三页的页边空白处，夹着一行用HB铅笔写下的小字，字迹细若蚊足：
“淑媛已离台，情报已送，勿念。“
这行字是他在凌晨三点五十八分写下的。那时他刚从茶杯底部看到了“淑媛“两个字——清洁工老王用抹布蘸着水，在杯底写了这两个字，然后若无其事地擦掉了。这是他和林默涵约定的最后一道确认机制：如果周淑媛成功上船，老王会在他的茶杯底部留下暗号。
他看到了。
这意味着周淑媛已经安全离开八里渡船头，那十二枚微缩胶片正朝着基隆的方向移动。
他应该感到如释重负。但他没有。因为他的另一只茶杯——那只用了一年多的白瓷茶杯，杯底釉面下有一道极细的裂纹。这道裂纹是他三个月前不小心磕在桌角上留下的，当时没在意，但后来发现，裂纹的形状恰好像一个“淑“字。
他曾经和周淑媛开玩笑说：“你看，连茶杯都在叫你的名字。“
现在，这成了他的软肋。
二、副官的脚步声
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
不是巡逻兵那种沉重规律的脚步，是副官特有的轻快节奏——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每一步都带着一种精确的间隔感，像节拍器。
江一苇的手指落了下去。
“嗒嗒嗒嗒嗒——“
打字机的声音在空荡的机要室里回响。他正在打第四页的最后一段，内容是关于金门海域水文情况的例行分析。每一个字都是真的，每一个数据都经得起核查——除了第三页那行小字。
门被推开了。
“江秘书，处座要你今晚的报告。“
副官站在门口，穿着一身熨帖的军装，肩章上的中尉衔在灯光下泛着冷光。他的脸上挂着一种恰到好处的恭敬，但目光在机要室里扫了一圈——打字机、文件柜、茶杯、烟灰缸、墙上的挂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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