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1月15日，台北，凌晨三点。
总统府军情局大楼的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墙壁上那几盏应急灯散发着惨绿色的幽光。整栋建筑像一头蛰伏的巨兽，在深秋的夜色中沉默地喘息着。魏正宏的办公室在三楼最东侧，窗户正对着总统府广场上的升旗台。
魏正宏没有开灯。
他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的台灯罩着一层厚厚的绿绒布，只漏出一小圈昏黄的光晕，刚好够他看清桌上的文件。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在深夜工作时绝不暴露自己的剪影，哪怕是对面大楼里此刻不可能有人。
桌上摊着一份“台风-金门“作战方案的修订稿，红笔圈出了十几处修改意见。但魏正宏的目光并没有落在稿件上，而是盯着桌角那瓶安眠药。
药瓶是白色的，塑料材质，瓶身上贴着“***钠“的标签，医院药房的标准出品。瓶子里还剩下大约三分之一的药片，大约二十多粒。按照他每晚服用两粒的频率，够用半个月。
这瓶药本身没有任何异常。
但魏正宏知道，它曾经被打开过。
三天前，他半夜醒来去茶水间接水服药时，发现药瓶的瓶盖比他记忆中的位置偏转了大约十五度。作为一个每天严格按照固定流程生活的情报官员，他对这类细节有着近乎病态的敏感度——牙刷的朝向、钢笔的摆放角度、日历翻页的位置，任何微小的偏移都会被他察觉。
药瓶被打开过，而且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魏正宏没有声张。他像往常一样倒出两粒药片，用温水服下，然后躺在床上等待睡意降临。但那晚他几乎没有睡着——不是因为失眠症，而是因为兴奋。
有人进了他的办公室，翻了他的东西。
而且这个人，很可能是他一直在找的那个“内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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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10月中旬，魏正宏接到保密局转来的一份通报：高雄港海关截获了一批发往香港的货物，其中一箱茶叶的铅封有被动过的痕迹。开箱检查后发现，茶叶罐的底部夹层里藏着一卷微缩胶卷，上面记录了左营海军基地部分舰艇的维修记录。
这批货物的发货人是“墨海贸易行“，负责人是一个叫沈墨的侨商。
魏正宏当时并没有太在意。类似的事情在台湾各地时有发生，大多数都是小打小闹的情报搜集，构不成严重威胁。但出于职业习惯，他还是下令对沈墨进行例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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