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四十七章巧言如簧，颜之厚矣
自从上次悟出一丝当领导的窍门之后，王诩就开始重新翻阅了一下史书。
发现史书中，所有被称之为明君的首领，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通俗的知人善任，任人唯贤。
所有明君手底下都有一些才能极其出众的大臣，被称之为贤。
比如黄帝六相，虞舜八元，唐尧九臣，夏禹诸侯，商汤之伊尹，姬昌之姜尚这些。
这些明君在历史中的记载，似乎并没有过多的表彰他个人的能力和贡献，反而都是突出的臣子的贤能。
反而那些突出了个人能力的君王，下场一般都不是特别好，比如蚩尤，一个打炎黄两个，治水先祖共工，败给更喜欢唱歌的颛顼，发明了凿井福泽万代的伯益，也输给了才华不显的夏启。
杀伐果断春秋三小霸王，被伟人唯一称赞过的郑庄公，完全依靠个人裁决，虽然霸业未成，但是却为历代君王权谋的魁首，反而风评不如后辈春秋五霸们。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释，就是没有一个做臣子的，希望有一个全会全能，大权独揽还能力斐然的君王，这样会显得他们这些臣子很无能。
所谓能者多劳。
但是这个多劳，有时候并不是单一指代劳动，而更多的是指代权利。
有能力的臣子，就能掌握更多的权利，掌握权利就相当于掌握了主动权。
自古以来，君王跟臣子之间都是合作关系，甚至有些竞争关系，就是权利的博弈。
君强，则臣弱，反之亦然。
其中典范就是被后世广为称赞的秦孝公，因为秦孝公执政期间，几乎全部一老商鞅，所以历史上大多数臣子都喜欢这样的君王，能够给臣子足够的权利。
反而能力出众，贡献更大的秦献公，秦惠文王则并不被后人认可。
因为大多评论前朝帝王的，都是后朝的臣子。
华夏文明的伦理根基中，似乎天生就伴随着一种中庸的人情结构，也就是所谓的情商。
于是在华夏文明中，酒倒七分满，话说三分软这种价值观，是一种普世价值观。
同时也早就了华夏文学中最高级的意境，留白。
所以指桑骂槐，话里有话，基本上是一个文化人的标配。
后朝臣子在评论前朝君王时，也喜欢用这种以古讽今的方式，来劝解当朝君王，要学习这些知人善用的明君，不要学的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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