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敬亭心中隐隐有些激动，甚至心态都有了微妙的变化，他努力调整自己的呼吸，使自己不要太激动。
现在他有些明白了，先秦之时那些国君大拜相国时，那些将承担一国重任的相国们的心情了。既有激动，骄傲与自豪，当然也有惶恐和害怕。
阴阳不调，国事不顺，当然是宰相的责任。因为国君已经以国事相托付，做的不好，难道怪君上？
先秦之时的诸王，强势者会有弱势的相国，而守成的普通君主，很容易出现非常强势的相国。先秦之时的相国是诸卿大夫之首，是后来的三公之首，是一国之中除君王之外最有权势的人。大拜之时，国君也要长揖，口称以国事相托，这是何等的荣誉和责任？
哪怕是两汉之时，丞相仍然是领着万石俸禄的皇帝之下的第一人，一旦拜相就定然封侯，汉家的侯爵可不是容易来的，李广那样的将领拼搏一生，所求的不过是封侯二字，然而运道不佳，始终未能如愿。
一旦拜相，则自然就会封侯，相国之尊，由此可见一斑。
孙敬亭感觉自己心潮澎湃，一时都有些难以自持。
这并不奇怪。
和记直接掌握的人口已经很多，草原上的蒙古人加起来超过五十万丁，人口数量按一比四比五的比例，最少有二百万人以上。
林中百姓，北边各族，最少又是数十万人。
草原到李庄的汉人，是和记掌控和愿意跟随和记的最少有五十万人。
台湾那边也有三十万人以上了，而且在源源不断的进行移民工作，军司这边希望在天启二十年之前，台湾的人口也能破百万。
到那时移民可以放缓一些，因为要规划城市和修筑道路，修筑更大的港口和需要更多的船只，需要更繁荣的贸易线路，人口一旦破百万，可以形成最少三到四个府，十几个县的格局，已经相当于内地一省了。
草原上的人口数量在南方来说只是一个大府，在北方也不够撑起一个省的格局。大同一府差不多也有过三百万人口，整个大明北方的人口应该是在六到八千万左右，南方在一亿以上，明末时可靠的人口分析是一亿五千万人到两亿人之间，南方的人口密度远大于北方，而到了清初，人口陡然下降，到康熙至乾隆年间，由于南美各种作物大规模的种值，加上摊丁入亩等政策大规模实行，人口数量又是一个陡然的爆发。
“中枢和地方，都由孝征兄一总掌之了。”张瀚起身，拜揖道：“今后以大事相托，孝征兄要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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