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富长良心”嘛。这种时候，一开始改革的第一批得利者，反而大概率就是道德上的小人。
任何改革者，如果不能分清这一点，那么他就很容易被自己人带进坑里——比如王安石就是反面典型，他的理想是好的，但他不理解“支持好理想的人有可能是卑鄙小人、精致的利己之辈”。
所以他识破不了吕惠卿，不会把吕惠卿当抹布当卫生纸那样用完就扔，最后就成了党争，成了“只要是我们这边的自己人，就要不计代价力挺保护”——当然打到后来，王安石对面的司马光也成了无原则为反对而反对的人。司马光一开始是道德君子，后来也不择手段一刀切起来。
回到科举这个问题上，以李素前世的学问，对历史的剖析，他当然早就料到“能第一批从科举中突破围标获益的人回是何种人品的人”。
因为历史给李素报过答案了。
严格来说，原本历史上的科举，始于隋炀帝，大业二年和五年都开过科，都是围标式的，但隋太短命，第三次就因为乱世中止了，此后李世民在位那些年因为战乱，基本上搞的又是曹操刘备那套“战时唯才是举”。
所以真正继承隋炀帝杨广把科举做到“有寒门突破围标、突围成功”，基本上是贞观末年，和唐高宗、武则天时代了。
李素很清楚自己该对标哪些人——他今天提拔上来的突破围标的漏网之鱼，基本上就相当于武则天手上那些酷吏，以及帮武则天扳倒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集团的那些打手。
论个人品德，别说周兴来俊臣那些绝对意义上的人渣败类了，哪怕是陷害长孙无忌的许敬宗，肯定比被他陷害的长孙无忌要小人得多。
武则天自己最后也被拖进泥潭，跟她的无节制酷吏政治告密统治有极大关系，小人用久了收不住手，哪怕最后杀了周兴来俊臣也洗不脱她自己的反噬。
所以任何改革者甚至歌命者都要警惕、时刻准备整肃自己的队伍，如果不常常清除内部的早期投机分子，最后的下场肯定会跟那些“有历史局限性的农民起义”一样收场。只有时常肃清自省，才不会吧改革沦为党争。
孙资、贾逵这种人，在被李素准备利用的那一刻，就已经把他们的最终下场安排得明明白白了，就让他们在世家的反扑中吸走改革的“首倡天谴”，吸走对改革者自身的仇恨。
人品是人品，进步性是进步性。进步性该肯定，人品差要惩罚，并不矛盾。
念及此处，李素得意地抱膝长吟了一曲他弟子最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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