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尤其是后者，与抢劫也就是一线之隔，而且按照明朝的政治制度，武官是没有权力插手民政的，更不要说直接征收人头税或者财产税了。刘成敢于这么做不过是因为当时陕西特殊的形势罢了，而且在政治上也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如果说刘成现在手头上只有一营之兵还好说，随着军队的扩大，就必须寻找一个新的饷源了。
第二个办法就是收流通税，打个通俗的比方就是拦路设卡收费，这个法子比前者要好一些，毕竟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这税收不到他们头上，而且税收成本也低，用不着灭掉几家豪强杀鸡给猴看，只需要在人流量大的地方派一小队的士卒几个书吏即可，往来的商人也有足够的现金支付税款，实在不行也能用货物抵税，不会收来一堆鸡零狗碎的玩意还不好变现。无疑，控制着蒲津渡口的朝邑比鄜州能收到更多的税金。
还有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刘成的基业主要包括两块：与塞外蒙古的长途贸易和以水力为动力源的纺织、锻造、军工。对于前者来说，最大的成本是沿途的关卡赋税和人员、牲畜与时间成本，而对于后者来说，稳定充沛的水源则是盈利的保障。而相比起鄜州，朝邑无疑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与蒙古的商队可在河套地区改走水路，沿黄河而下，运抵朝邑，即无需担心沿途关卡，又节约了大量的运输成本；在水力资源方面，地处黄河岸边的朝邑也远远胜过鄜州；最后，无论是纺织还是军工，都需要输入大笔原料，输出大量产品，地处秦晋交通咽喉，又可以通过黄河将产品输出到中原地区的朝邑，其地理位置更绝非鄜州可以比拟的。
但有一个新的问题摆在刘成面前，无论是设卡收税、购买土地、为水力机械修建堤坝，都必须得到当地官员的支持，至少是不反对。很难想象，刘成在鄜州与宜川的成功能够脱离吕伯奇与曲端两人的合作，但吕伯奇与曲端两人一个懦弱，另外一个贪婪，性格上都有可以利用的弱点，加之机缘巧合，刘成才能促成其事，但现在同州与朝邑的地方官员就没那么好对付了，想到这里，刘成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大人，外间有人求见！“门外传来了杜固的通传声。
“不见！”被打搅了思绪的刘成随口应道。但稍微过了一会儿，杜固重新出现在门口：“大人，是赵文德赵大人！“
“赵大人？“刘成闻言一愣，赶忙问道：”他在哪里？快请他进来！“
“就在后门。“杜固低声道：”就穿了一件灰色直缀，牵了头驴子，身边连个仆人都没有，看上去好像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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