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第一场雪，下得不大，却极冷。雪粒子像碾碎的盐，簌簌地打在糊着旧报纸的窗棂上，发出细密而急促的声响，仿佛无数只冰冷的小手在急于抓挠这间破屋的寂寞。屋内的光线比往常更暗，灰白的天光被雪幕切割得支离破碎，勉强勾勒出藤椅、灶台和墙角狗窝的轮廓。
阿黄依旧守在藤椅旁。
它已经保持了这个姿势很久，久到四肢都已经麻木，但它不敢动。老李的呼吸比凌晨时更加微弱，也更加急促，那破风箱般的嘶声里，夹杂着一种黏腻的、像是含着水的杂音。每一次吸气，老李枯瘦的胸膛都会剧烈地起伏，像是要用尽全身力气去吞咽那一点点稀薄的空气；每一次呼气，都伴随着一声长长的、带着颤抖的叹息，仿佛连最后一点生机都要被抽离出去。
阿黄把下巴更深地埋进前爪里，只露出一双湿漉漉的眼睛，死死盯着老李那张毫无血色的脸。它觉得冷，不只是身上的冷，更是一种从心底渗出来的、对着这日益衰弱的生命无能为力的冷。藤椅下的那几片落叶，已经被它用鼻子拱到了最贴近老李脚踝的位置，但它知道，这些死去的植物，根本挡不住从四面八方渗进来的寒气。
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那脚步声很沉，带着一种不属于这个清冷早晨的活力，踩在冻得硬邦邦的泥地上，发出清晰的“咯吱、咯吱”声。阿黄的耳朵猛地竖了起来，脖子后面的毛也不自觉地炸开了一圈。这不是老李的脚步声。老李走路很轻，拖着布鞋，总是“沙沙”的，带着疲惫的拖沓。而这个声音，是结实的鞋底撞击地面的声音，是属于另一个人的。
脚步声在门口停下了。
阿黄的身体瞬间绷紧，像是一张拉满的弓。它从藤椅旁悄无声息地站起，关节炎带来的隐痛被高度集中的警惕心压了下去。它缓缓退后两步，将自己半掩在藤椅宽大的阴影里，目光死死锁住那扇吱呀作响的、虚掩着的破木门。喉咙深处，发出了一声极低沉的、带着警告意味的呜噜声。这不是对熟人的欢迎，而是对闯入者的示威。
“老李？老李在家吗？”
一个女人的声音隔着门板传了进来，带着几分熟稔，几分关切，还有几分被风雪冻出来的急躁。是王婶。住在隔壁的王婶，那个总爱穿件蓝布棉袄，腰里系着绳子的女人。阿黄认得这个声音，也认得这个气味。王婶来过几次，有时候是送一碗饺子，有时候是借一把葱。老李每次都会强撑着起身，笑着说“麻烦你了”，然后阿黄会摇着尾巴，得到王婶一句“阿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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