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打掩护的邻居？林晓棠激动得手抖，立刻私信念念，两人聊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林晓棠请了年假，按照念念给的地址找到了那个街心公园。
时值深秋，野菊开得正好。她蹲在花坛边，轻轻抚摸那些金黄的花瓣，一股淡淡的烟草味钻进鼻孔——和爷爷生前抽的牌子一模一样。
“爷爷，”她在心里轻轻说，“你找了一辈子的人和狗，原来就在这里。”
她开始经常来这里。有时候带着爷爷的日记本，坐在长椅上读；有时候只是静静地看着那些野菊，想象着六十多年前，一个老头和他的狗是如何在这里度过最后的时光。
念念也常来。两个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女性，因为这簇野菊成了朋友。她们一起整理资料，一起走访附近的老人，慢慢拼凑出阿黄和老李的故事。
“我爷爷说，老李叔年轻时是个热血青年，后来受了刺激才变得沉默寡言。”念念翻着爷爷的回忆录，指着其中一段，“你看，这里写着：‘民国三十七年，我在南京见过老李一面，他刚失去爱人，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魂。’”
林晓棠心里一动。民国三十七年是1948年，正好是爷爷潜伏南京的时间。难道老李的“爱人”，就是照片里那个麻花辫女人？
她们开始更深入的调查。在市档案馆尘封的户籍资料里，她们找到了老李的记录：***，1925年生，原高雄港务局职员，1955年病逝。配偶栏空白，但备注里写着“曾育有一女，早夭”。
“早夭的女儿……”念念捂住嘴，“所以那张照片里的女人，是他的妻子和女儿？”
林晓棠点点头，眼眶红了。她想起爷爷日记里的一句话：“老李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保护好想保护的人。”
原来如此。老李不是不爱说话，而是失去了说话的欲望。
最惊人的发现在一个月后。念念在整理爷爷的遗物时，在一个旧铁盒里发现了一叠信纸，最上面那张写着：
“阿黄吾友：
见字如面。我走了，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你不用找我，好好吃饭，好好活。
*** 1955.3.12”
信纸背面，用铅笔画着一只简笔画的狗，趴在藤椅下，旁边写着两个字：“等我。”
林晓棠接过信纸，眼泪终于忍不住落下来。她想起爷爷说过，他回大陆后，曾托人打听老李的消息，但那边只回了一句“已故”。他以为老李是病死的，没想到是抱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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