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大理一家“复生照相馆”收过一件银烧蓝头花，典当人写的是赵氏采莲，期限下面盖着一枚小印，印文已经模糊。
当票背面另有一行小字。
“莲梭归楚，见匣如见人。”
阿楚指着那把骨梳。
梳背雕了两朵莲花，中间有个“楚”字。
“这只匣子是我师父的。八年前，她让我送给一个姓陶的戏班老人。老人死后，东西应该流进了旧货市场。”
“你师父在哪儿？”
“不知道。”
“多久没见？”
“六年。”
“死了？”
“不知道。”
阿楚说话时，脸上一点变化都没有。
这种人不是无情，是习惯不把心里的东西露出来。
我问：“你能不能接这场礼？”
“先看人。”
“看谁？”
“新郎，也看棺里的人。”
“人已经埋了。”
“那就看衣服，看照片，看她住过的屋。替身新娘不是穿上红衣磕三个头。她平时怎么坐，怎么笑，叫新郎什么，都得知道。”
马二皱眉。
“就是走个程序，弄这么真干什么？”
阿楚看着他。
“做假的，才要认真。”
确实！
真正的骗子最怕细节，真正懂规矩的人反而重细节。
因为一场假事能不能让人心里当真，不在于锣鼓多响，而在于一个称呼、一双鞋、一碗酒放在什么位置。
阿楚愿意见尹长顺，但有三个条件。
第一，不收钱。
第二，婚礼结束前，不准问采莲的下落。
第三，木匣归她。
我说：“匣子现在算偷出来的。”
“本来就是我师父的。”
“红孔雀的人会找。”
“让他们找。”
“那卖箱的女人呢？”
阿楚把当票收起来。
“她叫梅姐，专门冒充各门传人骗钱。彭老板和她是一伙的。今晚两个人争起来，也是做给台下的人看。只要有人掏钱，他们事后再分。”
原来彭老板不是买家，也是托。
我们出价以前，他准备拿五千买下，再转手卖给台下被勾起兴趣的人。
结果我把价格抬到一万，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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