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自此宦官干政，社稷陷入危难之中。
当年孝武皇帝为了争夺相权，牵制外廷，大力重用中朝官。等到了光武皇帝之后，为了防止中朝势大，又以内朝官掣肘。
皇权是无限制扩大了，集中了，但由于权力缺少有效制衡，社稷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败亡。
七年前，在武人和士人的努力下，内朝和内朝官被彻底消灭了，宦官绝迹于禁中。
但大汉随即就迎来了长达七年的权臣祸国之期。七年的征伐岁月，几乎把大汉彻底摧毁了。
今天，同样在武人和士人的齐心协力下，天子被救了回来，大汉开始走向了中兴的希望之路。
中兴的路很漫长，而中兴的基础就是国政方略，国政方略的基础就是官制。
官制不能建立和完善，大汉中兴就是一句空话。几十年来，朝臣们饱受宦官、外戚、权臣祸国之苦，对官制中的权力制衡有一种近似疯狂的**。
制衡成为此次官制修改的重中之重。权力制衡的基础其实就是权力分配，权力分配牵扯到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所以激烈的争论是必然的。
官制的修改要着眼于将来，所以内朝、中朝、外朝三个官僚体系必须要健全，缺一不可。
彻底消灭内朝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内朝要建，内朝的宦官要严格依从大汉律，禁止参政，否则将予以严惩。
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要制衡皇权，也就是说，天子要把夺去的相权还给三公，还给外朝。
宦官和外戚干政的主要来源是因为皇统继承一事随着皇权的增大，逐渐变成了皇帝的家事。
皇统继承不是皇帝的家事，而是国家之事，应该由皇帝和外朝共同处理。
只要外朝权大，则宦官和外戚干政的可能将大大减少。外朝权大，最不利的情况就是君弱臣强的时候，强臣往往会演变为权臣，而权臣祸国，自古以来比比皆是，所以外朝的相权必须要得到强有力的制衡。
制衡的关键就是中朝权力的扩大。孝武皇帝时，昭宣中兴时，光武中兴时，都是中朝权大，皇权集中，继而天下安宁，国家强盛。
所以外朝若再想象过去大秦朝或者本朝早期一样拥有强大的相权，也是不现实的事。
但中朝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也就是说，尚书台必须要交还本该三公拥有的权力，其中最主要的是三项大权。
一是议政，国政必须由皇帝、中朝官和外朝官合议决策，皇帝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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