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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的秋雨早歇了，台北却还在连绵的阴湿里泡着。
1955年1月11日，清晨六点四十分，军情局第三处办公楼的暖气片发出细碎的嘶嘶声。魏正宏披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呢子大衣，站在窗前看介寿馆方向灰蒙蒙的天线尖顶，指间夹着的半根烟已经烧到了滤嘴，烟灰悬了很久才落下来。
他一夜没睡。
桌角那瓶安眠药只少了两粒——不是他不想吃，是昨夜十一点接到西门町跟踪组的急电后，那点药片就再也没能送进嘴里。张启明被押回保密室时已抖得像筛糠的鹌鹑，嘴里翻来覆去只一句：“我认得他，金丝眼镜，左眉尾有颗小痣……就是高雄那个沈墨，就是他。”
魏正宏当时没说话，只让人把张启明嘴堵上拖下去，自己转身打开保险柜，从最底层抽出一个牛皮纸袋。
纸袋边角已经起了毛边，封口处的火漆还是1947年南京宁海路17号那间审讯室的原物。他当初亲手封的，里头是一叠当年因“证据不足”释放人员的留档照。十年了，纸袋一直没拆，像一根卡在喉头的鱼刺，他总以为自己记错了，总以为那个叫“李涛”的年轻人不过是个运气好的小角色。
可昨夜张启明那句“左眉尾有痣”，像一根冰针猛地扎进记忆的旧伤里。
魏正宏吐掉烟蒂，回身坐进椅子里，慢慢拆开火漆。
照片一张张被拨开。泛黄的相纸上，1947年的南京还留着战后斑驳的墙影，穿灰布长衫的年轻人低着眼，眉尾那颗痣在劣质相纸的颗粒里若隐若现，登记卡上写着：李涛，26岁，自称上海申新纱厂账房，无确证，释放。
他的拇指停在那张照片上，停了很久。
然后他拿起桌上的长尾夹，把这张照片和西门町跟踪组昨夜从逃犯身上搜来的那只旧牛皮钱包并排放在一起。
钱包已经被人翻得凌乱，内袋被撕开一半，里头掉出来的东西摊在绿绒桌布上——一张边角卷起的周岁女童照，背面有铅笔小字：“晓棠，一岁，等爸爸回家。”
魏正宏先看的不是孩子，而是照片边缘那道极淡的折痕。
他忽然想起高雄那次春节酒会。沈墨喝得微醺，被人搀着从酒桌边过，他“无意”碰落过对方的公文包，包里除那张伪造的中常委合影外，还露出过一角类似的旧照，当时沈墨反应快得惊人，几乎是瞬间把那角相纸按回包里，笑着递来一杯酒：“魏处长手凉，先暖暖。”
那时他只当是侨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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