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的台北冬雨，像是老天爷拧不干的湿毛巾，没日没夜地往下滴水。西门町的霓虹灯牌在雨幕中晕开一团团迷离的光晕，红的是“中华戏院”，蓝的是“国际咖啡厅”，绿的是“去毒膏”广告。雨水冲刷着柏油路面，也冲刷着这个岛屿上无处不在的焦灼与恐慌。
林默涵——此刻他更是“沈墨”，墨海贸易行的总经理——撑着一把黑伞，步履从容地走在熙攘的人群中。他穿着一件剪裁合体的深灰色薄呢大衣，金丝边眼镜后的目光沉静如水，仿佛只是来赴一场寻常的晚宴，或是洽谈一笔蔗糖生意。只有他自己知道，大衣内侧贴胸口袋里，那枚微缩胶卷正随着他沉稳的心跳微微发热。胶卷上，是左营海军基地最新布防图的复写件，是“台风计划”推进的关键拼图。
他刚刚在“美都丽戏院”隔壁的一处僻静弄堂里，与“老郑”完成了交接。老郑是码头工会的干事，一个沉默寡言却眼神灼亮的汉子。交接只用了三秒钟，一把雨伞的错身，胶卷便从粗糙的手掌滑入他修长的指间。一切行云流水，符合所有隐蔽战线的铁律：无声，无痕，无记忆。
然而，危险往往不来自计划之内，而来自计划之外的偶然。
就在他转身走向地铁新店线施工路段旁的临时通道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夹杂着孩子的哭喊从身后传来。林默涵下意识地侧身避让，这是长期潜伏养成的本能——不给任何意外肢体接触的机会。
“借过！借过！死孩子乱跑！”一个粗嘎的男声吼道。
林默涵让到了湿滑的墙根下。一个穿着工装、满脸焦躁的男人拽着一个约莫五六岁的男孩冲了过去，男孩手里还攥着半串淋湿的糖葫芦。就在男人身侧，一个穿着深蓝色美式夹克的青年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冲撞晃了一下，踉跄着撞向林默涵的肩膀。
林默涵的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这撞击的力量和角度……太刻意了。他稳住身形，黑伞纹丝不动，另一只手自然地按了按帽檐，低声用闽南语道：“歹势（不好意思）。”
那青年也连声道歉：“对不起，先生，路滑。”声音带着点内地口音，眼神在镜片后飞快地扫过林默涵的脸，又迅速垂下，显得慌乱而愧疚。他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像是刚从邮局出来。
一切看起来都像是一场雨天的寻常意外。林默涵没有停留，继续向前走去。他的步伐依旧从容，但感官已提升至极致。刚才那青年撞向他时，左手似乎有一个极细微的、向上探向他大衣口袋的动作，但在触碰到衣料前又缩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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