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的中秋夜，来得有些萧索。
高雄港的风里已经带了凉意，盐埕区的街巷里，偶尔传来几声卖芝麻糊的吆喝，显得格外寂寥。路灯昏黄，像蒙了一层擦不净的灰翳。这一年，台湾的“戒严”已成常态，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形的紧张，连月亮似乎都比往年瘦削了几分。
林默涵坐在“墨海贸易行”二楼的起居室里。窗外的月光斜斜地切进来，把他整个人劈成明暗两半。桌上摆着一盒从香港辗转运来的月饼，广式的，莲蓉蛋黄，是他家乡的风味。但他一口没动。
在他面前，摊开着一张信纸。信纸很薄，带着淡淡的洋纸特有的气味。这是三天前，由一条极其隐秘的交通线，从大陆辗转送来的。信封上没有寄件人，只有一行娟秀却略显颤抖的字迹：沈墨亲启。
他知道是谁的笔迹。
他小心翼翼地将信纸展开，仿佛那不是纸，而是易碎的蝉翼。信的内容很简单，无非是报平安，说家中一切都好，母亲身子骨尚健，只是时常念叨。然后，信纸的末尾，夹着一张照片。
照片有些模糊，显然是翻拍后再冲洗的。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睁着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怯生生地看着镜头。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布衫，怀里抱着一个布老虎。背景是北方常见的砖房，墙皮有些剥落。
这是林晓棠。他的女儿。六岁了。
照片背面，有妻子秀芝用铅笔写下的一行字，力透纸背，像是攒足了全身的力气：
“晓棠问爸爸何时回家。”
“回家……”
林默涵无声地咀嚼着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像一根烧红的针，猝不及防地刺进他心脏最柔软的地方。三年了。他离开上海的时候，晓棠还在蹒跚学步，口齿不清地喊“爸爸”。如今，她已经到了会问“爸爸何时回家”的年纪。
他伸出修长的手指，指腹轻轻摩挲着照片上女儿的脸颊。冰凉的纸面，却仿佛能感受到一丝来自千里之外的体温。他想起走之前那个晚上，晓棠发着低烧，哼哼唧唧地不肯睡，非要他抱着。他把她放在膝头，一遍遍地哼着那首不成调的摇篮曲。秀芝在一旁缝补着衣服，灯光下，她的侧脸温柔得像一幅水墨画。
那时他想，等把那些坏人赶跑了，等全国统一了，就带她们母女去看长城，看故宫。他甚至想好了，要给晓棠买一只真正的老虎，不是布做的，是动物园里那种威风凛凛的。
可现在，他连她们是否安好都只能通过这些冒着巨大风险的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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