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深秋的台北，暑气未消，反倒因太平洋上生成的几股低压，显得格外闷湿。大稻埕的迪化街上，人流如织，中药铺的当归党参味、南北货行的干鱿鱼香，混着刚刚出炉的凤梨酥甜腻，在空气中酿成一种黏稠的、属于市井生存的复杂气味。
“陈记颜料行”的二楼雅间，临街的支摘窗半开着，一笼碧螺春的清芬随风飘散，稍稍冲淡了街面的喧嚣。林默涵——此刻的“陈文彬”，穿着一件半旧的月白色长衫，正坐在红木圆桌旁，指尖轻轻摩梭着一只永乐青花压手杯。他的动作极缓，仿佛杯壁上那些苏麻离青的晕散纹路，是某种需要穷尽一生去解读的密文。
窗外，几个穿卡其布军装的士兵正粗暴地推开水果摊贩，抢了几个橘子塞进军挎包，扬长而去。摊贩敢怒不敢言，只能低头默默收拾残局。林默涵的目光掠过这一幕，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端起茶杯，凑到鼻尖轻嗅，然后极小口地啜饮。茶水微烫，顺着食道滑下，熨帖着因长期紧绷而干涩的脏腑。这是他刻意训练出的习惯：在任何一个可能暴露的瞬间，首先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沉溺于闲适生活的商人。
今天是个大日子。海军司令部几位管后勤和测绘的参谋，应邀前来“品茗”。这看似寻常的文人雅集，实则是他潜伏台湾以来，最接近“台风计划”核心机密的一次冒险。
门被轻轻叩响，三短一长。这是苏曼卿约定的信号。
“请进。”林默涵声音平稳，带着恰到好处的慵懒。
苏曼卿端着漆盘走了进来。她今天穿了件藕荷色的旗袍，外罩一件米色开衫，头发松松挽在脑后，几缕碎发垂在颊边，更添几分成熟风韵。她将漆盘放在桌上，盘中除了几样精致茶点，还有一壶刚沏好的新茶。
“陈老板，您要的‘冻顶乌龙’来了。”苏曼卿嗓音带着笑，眼角却不着痕迹地扫过林默涵。后者几不可察地颔首，指尖在桌面上极轻地敲了两下。苏曼卿心领神会，这意味着一切正常，按计划进行。
她放下茶壶，开始熟练地温杯、醒茶、冲泡。滚水注入紫砂壶，茶叶舒展，一股混合着焙火香与花果蜜韵的浓郁茶香瞬间弥漫开来。这香气，成了隔绝外界窥探的第一道屏障。
很快，客人陆续到了。为首的是海军司令部参谋周郁昭，四十出头，戴一副金丝边眼镜，颇有几分儒雅之气，只是眼底的青黑和眉宇间的疲惫，透露出他近期压力不小。另外两位，一位是管军需的郑少校，体态微胖，说话嗓门洪亮；另一位姓孙，是管测绘的少校，身材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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